李江琳：雪山隔斷的童年(一)
發佈: 2010-2-08 11:07 | 作者: admin | 查看: 14次
2007年作者所攝西藏兒童村
1 --
今年的排燈節恰好是在星期六，那天達蘭薩拉有一整天的活動。上午八點開始，達賴喇嘛為蒙古和俄羅斯的佛教徒代表團講經，一大清早，幾百名藏人就排著長隊，等著通過金屬探測門，進入大昭寺聽經。下午，代表團為達賴喇嘛獻演民族歌舞。入夜後，街上張燈結綵，整個達蘭薩拉沉浸在喜慶的氣氛中。
喜馬拉雅山南，11月已是深秋，早晚涼，中午熱，在這樣的氣候裏，薄毯一般的藏式厚披肩很適用。措姆穿著緋紅色短袖汗衫，裹一條粉紅底加小黑點的披肩，坐在我對面，我們面前的奶茶已經涼了。
措姆二十三歲，剛從一所印度護士學院畢業，回到達蘭薩拉。她一邊等待印度政府頒發的護士執照，一邊在流亡政府辦的醫院裏做志願者，積累工作經驗。她是紮西茨仁的朋友，紮西知道我想訪談年輕一代流亡者，特別推薦了措姆。
“來了多久？”我問她。無論是年老還是年輕的流亡者，都不會主動說自己的故事。要瞭解他們的經歷，我得不斷提出具體的問題。
“十多年了，” 措姆說，“離開拉薩是1995年……7月，不對，不對，是5月底。”
“你一個人來的嗎？”我想問的是，措姆是跟著父母來的，還是被別的流亡者帶來的。
“跟一個姐姐來的，”她說。
“一個姐姐”？我剛要問，她又加了一句：“一個我不認識的姐姐。”
“噢，”我說，“你說的‘姐姐’不是你的親姐姐，是一個年齡比你大的婦女，是嗎？”
“是的。她比我大很多。那時候她可能三十歲吧，跟我大姐差不多大。”措姆回答，“她帶著我，跟她丈夫，還有她自己的一個兒子，一同來的。”
“你的父母認識她嗎？”
“不認識，可能我姐姐認識吧，我也不清楚。”
措姆的家在拉薩附近的一個小鎮。措姆生在一個大家庭裏，兄弟姐妹七人，她是老六。1995年，她在家鄉上小學。父母聽說有人要去印度，就對她說：“你去印度吧，到那邊讀書去。”措姆在姐姐家住了幾天，跟著這位素不相識的女人，以及她的丈夫和兒子，背著父母和姐姐為她準備的一個小包，走向印度。那年，她剛過十歲。
“一路步行？”我望著措姆，努力想像一個十歲多的小女孩，辭別父母，背著背包，跟著一個素不相識的家庭，步行前往另一個國家。兩個大人，兩個孩子，就這樣翻過雪山。
“是的。我走路比較多。帶我來的姐姐自己有個兒子，我不是她的孩子，她不大照顧我。”措姆說。“有時候也搭車，剛離開拉薩的時候坐汽車，半路上換成大卡車， 就是……”措姆想著想著，突然蹦出一個生澀的漢語詞兒：“東風車。”
“東風車！我知道，我知道，”我連聲說。去國多年， 已經忘記了國產的東風牌大卡車，措姆一說，我的腦子裏立刻浮現那種在故國鄉間常常看到的笨重大貨車。
“運木頭的卡車。有時候我們會坐一段，然後又接著走。”措姆回到英語。
“也就是說，你們有時候走路，有時候搭便車。”
“是的。從樟木到尼泊爾，我們有嚮導，帶我們走。”
從拉薩到尼泊爾邊境的樟木，公路距離是
“路上危險嗎？”我問。
“過雪山的時候很危險，”措姆說。“雪很深，路滑，要是不小心掉下去了，沒人會知道我是死是活。”
措姆不記得那座雪山的名字，也不記得雪山的位置，只記得山上雪最厚的地方，深及大腿。她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跟著一個她稱為“姐姐”的陌生人，翻過雪山。
“記得在日喀則不遠的一個地方，晚上在一座房子裏住，人家告訴我們，有幾個中國員警來檢查。”措姆一手托腮，目光低垂，看著桌上沒有一絲熱氣的奶茶。她的手腕上戴著流行的女式時裝表，粉紫色的錶帶與她的粉紅恤衫相配，顯得優雅柔和。 暈黃的燈光從天花板上灑下來，她低垂的睫毛在眼睛下面畫出一道淡淡的陰影。
“旅館？”
“不是不是，”措姆抬起頭，看著我，笑起來， “哪里住得起旅館？那種讓過路的人過夜的房子，不知道叫什麼，反正不是旅館。”
“客棧？”我說。
“可能是吧。人家叫我們趕快躲。我們嚇得要死，趕快躲起來。行李來不及藏好，就留在那裏。過了一會兒，人家說員警走了。我們出來一看，行李不見了，全被員警帶走了。躲著不敢出來，更不敢去要回行李，當天晚上就離開那座房子了。我所有的東西都丟了，乾糧，一點點錢，衣服，還有我的通行證，”
還好，措姆和“姐姐”一家僥倖逃脫，沒有被抓住。但是這次的搜查給措姆日後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和困擾。
不到十一歲的措姆兩手空空來到達蘭薩拉，被流亡政府安置到孤兒院性質的達蘭薩拉西藏兒童村。在兒童村的一座“兒童之家”裏，措姆與二十多名年齡相仿的孩子，還有一對養父母，組成了一個新的大家庭。
2 --1964年2月，達賴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瑪完成學業，離開英國，返回印度。途中，她順便去了一趟美國，又在維也納逗留了數日，然後取道慕尼克飛往新德里。在歐洲的幾年裏，吉尊白瑪先在瑞士學習法語，然後在英國學秘書。學習期間，她在好幾個國家旅行，接觸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 這位生於拉薩，在印度大吉嶺教會學校接受早期教育的西藏姑娘，在歐洲不僅學到了知識，更重要的是擴大了眼界，增長了閱歷。歐洲之行對她的影響，將會在未來的西藏兒童村管理和發展上體現出來。
吉尊白瑪在新德里小住數周之後，乘通宵火車到帕丹克特，再從那裏乘汽車前往達蘭薩拉。數小時後，汽車沿著蜿蜒陡峭的山路，駛進馬克利奧德甘吉。吉尊白瑪透過車窗，看著久別的小鎮。經過將近四年的艱苦努力，難民們的狀況有了一些改善，小鎮已具雛形。
四年前，1960年，她從大吉嶺的教會學校畢業後，第一次來馬克利奧德甘吉，探望家人。那時候，也像這樣，汽車在坑坑窪窪的公路上一路顛簸，從下達蘭薩拉盤山而上。沿路山高林密，穀深澗清，風光壯美如畫，卻渺無人跡，看不到村莊，也看不到市鎮，馬克利奧德甘吉藏在大山的皺褶裏，遠離文明世界，仿佛與世隔絕。
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汽車顛簸到山頂，隔著車窗往外看，吉尊白瑪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荒地上支著一頂頂舊帆布帳篷，到處是破衣爛衫的男女，神情悲淒的老人。骨瘦如柴，營養不良的孩子在山風裏瑟瑟發抖，有氣無力地哭叫。那時，達賴喇嘛一家，以及在逃亡路上倉促成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剛剛遷到達蘭薩拉。才不過幾個月，大批流亡藏人追隨而來，擠在只有三座房屋，一間小商店的馬克利奧德甘吉，在英國人留下的森林公園裏紮下帳篷，暫且棲身。吉尊白瑪拜見過她的哥哥，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後，來到她姐姐次仁卓瑪負責的西藏難民兒童育幼院。親眼看到這些，她才知道情況有多嚴重。
那時候，安置難民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當務之急。最初進入印度的難民主要是男人，可是，很快就有藏人全家出逃。潮水般的難民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年幼的兒童。這些孩子跟隨父母，分散在各個難民營和築路營裏。父母必須做工謀生，年幼的孩子們缺少照料，大一點的孩子跟著父母在築路工地上做工，不少孩子因傷病夭亡。
來自不同地區的難民們帶來有關家鄉的消息，他們的敍述呈現出令人憂慮的事實：“平叛”和“民主改革”在各地展開，在此過程中，大量寺廟被毀，許多僧人被迫還俗，作為西藏文明基礎的宗教正在被全面摧毀。身為藏民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此不能不深感憂慮。
然而，憂慮之余，達賴喇嘛也認識到，世界正在改變，在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裏，西藏憑藉天然的地理優勢，通過自我封閉來保存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無論是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他，還是整個西藏民族，都處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關頭。古老的西藏文明顯然需要走向現代， 可是達賴喇嘛並不認為，西藏走向現代化意味著必須完全拋棄傳統。流亡印度之前，達賴喇嘛對西藏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弊病已經有所認識，也意識到改革的必要，但是，歷史沒有給他在西藏本土進行改革的時間。古老的西藏文明如何在當代世界爭取到一席之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怎樣在現代社會裏生存，同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西藏的宗教文化與現代科技文明怎樣才能有效地結合，如今仰賴於流亡在外，卻有機會接觸到現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先覺者，如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因此，孩子是西藏文化的繼承者，也是未來的希望。他們必須接受現代教育，也必須承擔起傳承民族文化的重任，為藏民族的未來奠定基礎。
幸運的是，在這點上，達賴喇嘛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取得了共識。1959年6月，達賴喇嘛前往新德里，拜訪印度總理尼赫魯。在這次會見中，德高望重的印度總理告誡比他年輕四十多歲的西藏精神領袖：你們的孩子是流亡藏人最珍貴的財富，他們必須得到良好的教育。雋智的印度總理深知，在印度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裏，數萬流亡藏人只不過是滄海中的一滴水，一旦他們分散開來，遷移到印度各地去謀生，很快就會被富有包容心的印度文化所湮沒而同化。為了保存西藏文化，藏人必須聚族而居，藏人的孩子應該在特別為他們設立的學校裏讀書。尼赫魯表示，印度政府願意出資，為西藏難民兒童建立專門的學校。 同時，印度總理忠告達賴喇嘛，在學習西藏歷史和文化的同時，孩子們也應該學習英語，這樣才能跟上現代世界的發展腳步。
這個忠告與達賴喇嘛的想法不謀而合。
達賴喇嘛的想法，植根於他深重的民族憂患意識，那是一個二十多歲年輕人難以承受的責任。我採訪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證實了當年的決策：“我們一到印度，”他說，“那是1959年4月，第二年的4月，也就是1960年4月，我們就開始建立學校，現代學校，（進行）現代教育。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們把主要精力，和我們的那一點點錢都集中在建立學校，而不是建立寺院。”
就在會見達賴喇嘛的當天，尼赫魯宣佈成立“西藏教育學會”，這個部門隸屬印度政府教育部，負責協調西藏難民兒童的教育。當時，印度獨立不到十五年，國家百廢待興，但是印度政府對流亡藏人慷慨解囊，很快出資建立了幾所寄宿學校，為西藏難民兒童提供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據說尼赫魯還親自下達指示，要求西藏難民學校的標準，必須比照印度最好的私立學校來建立。
與此同時，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面臨極大的挑戰。 數萬難民流離失所，缺衣少食，急需藥品和食物；幾千僧尼亟待安排，以使西藏文明基礎的佛教得以傳承。流亡政府經費奇缺，但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把教育放到了第一位。
1960年4月，到達印度僅一年之後，在印度北方的一個山鎮穆蘇裏，西藏流亡政府創辦了第一所學校。這所學校最初只有25名學生，主要來自米蘇瑪日臨時難民營。幾個月後，從其他難民營又送來25名學生。這50名年齡不等的男孩，就是西藏流亡社區教育系統中的第一批學生。
在西藏傳統社會結構裏，教育的職責通常是由寺院來承當的。廣大的農牧區沒有正式學校，農耕的藏人需要人工，很少讓孩子出門讀書，遊牧的藏人也不習慣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接受教育。可是，在新的生存條件下，一些古老的傳統必須揚棄。達賴喇嘛派人去各個難民營和築路營，勸說難民們把孩子交給政府，送到學校去讀書。他指示那些官員，如果有可能的話，就把年幼的孩子帶走，交給流亡政府來照料。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為了讓孩子們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孩子們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因傷病而夭折。
就這樣， 第一批五十一名難民兒童緊隨達賴喇嘛，來到達蘭薩拉。達賴喇嘛把這些孩子交給了自己的母親和姐姐臨時照顧，並創辦了“西藏難民兒童育幼院”，安置這些孩子。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來自各個臨時難民營和築路營的孩子們，一批批送到達蘭薩拉。一座樓房很快就擠滿了孩子。不久，印度政府租借了一座樓房給育幼院，可是這座樓房很快又人滿為患。這些孩子年齡不等，有的還是嬰兒。 誰來負責照管這些孩子呢？達賴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瑪，接過了這副重擔。
在達賴喇嘛的家族裏，長姐次仁卓瑪由於早逝而不大為世人所知。她是達賴喇嘛的兄弟姐妹中，唯一沒有受過教育的。次仁卓瑪生於1920年，比達賴喇嘛年長十五歲。達賴喇嘛出身農家，被確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之前，他的姐姐次仁卓瑪只是一名普通的農家女。危難之時，次仁卓瑪以善良慈悲的天性，毫不猶豫地承擔起照顧難民兒童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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