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循化事件”始末(上)

青海“循化事件”始末  李江琳《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

1958年，中國當局的民族政策出現了一個大轉折。觸發這個轉折的，是1958年4月發生在十世班禪喇嘛故鄉、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藏民和撒拉人暴 動，史稱“循化事件”。這個事件雖然只是一個地方性衝突，並且是當時諸多“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中的一個，但它對後來的民族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位於青海省東部的循化，是一個多民族地區，人口以信仰伊斯蘭教的撒拉族為主，還有藏、回、蒙、漢、東鄉、保安等民族。在當時的青海，循化是屬於“基礎”比較好的縣，該縣最早建立縣級政權，早在 1952年，循化的11個鄉，除了4個藏民聚居鄉外，就已進行了土改，1954年成立撒拉族自治縣。

 

1955年，中南海大反“小腳女人”，青海省委書記高鋒從北京返回，馬上邁開大步奔向社會主義，訂出一系列高指標，各縣緊緊跟隨，循化縣高速實現了農業合作化，90%以上的農民一攬子入社。那時候，沒有發生武裝衝突。

 

1958年，“大躍進”的風潮和“反右”製造的恐懼，使得青海既不甘、也不敢落後於形勢，於是提出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並作一步走”的口號，要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至於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則不必拘泥，“哪個辦法革命徹底就用哪個辦法”（注1）。

 

1958年3月，青海省委副書記朱俠夫在中共青海省第2屆委員會第5次全會作總結報告, 報告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青海省長孫作賓的同時， 提出“積極廣泛的開展畜牧業生產高潮”，要求“五年內完成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省各地制定出具體指標，開始在牧區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強辦牧業合 作社。為了“防叛”，根據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縣“採取開會學習等方式將民族宗教上層人士集中控制起來”（注2）。

 

於是，循化溫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層人士就被請到縣城去辦“學習班”。加乃化仁波切是一位高僧，曾擔任過班禪喇嘛的老師，當時還是循化縣副縣長，在當地深受民眾敬仰，有很高名望。把加乃化仁波切控制起來，在藏民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

 

當時循化縣的4個藏民鄉裏，噶楞、溫都和道幃3個農業鄉在1956年已經成立了高級社，以牧業為主的剛察鄉就成了“牧業合作化”的主要物件。當時，剛察鄉還保留部落制度和一支100多人的部落武裝。1958年4月17日，剛察鄉牧主奴日洪布帶領民眾抗拒合作化，同時要求釋放加乃化仁波切，民眾扣押鄉黨支部書記，砍斷電線杆。第二天，抗議升級為武裝衝突，工作組組長被打死。接著，撒拉族頭人也率領撒拉 族民眾加入。4月24日，各族民眾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頭人韓乙奴和阿訇韓乙四夫的帶領下包圍縣城，其間發生毆打幹部，搶劫商店等暴力行為。

 

4月25日拂曉，解放軍兩個團的兵力奉命渡過黃河，圍殲“叛匪”。其時，韓乙奴和阿訇韓乙四夫 所率領的武裝人員已經在夜裏逃走，被解放軍包圍的基本上是要求釋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眾。解放軍趕到後，不由分說立即開火。在沒有遭到抵抗的情況下，“戰鬥 ”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解放軍發覺“叛匪”們並不具備反擊能力，自動停火，才發覺死傷者基本上全是手無寸鐵的民眾。短短4小時內，“反革命武裝叛亂”勝利 平息，民眾死傷719人，其中“擊斃”了435人。

 

戰事結束後，緊接著開展大搜捕，一個下午就“俘敵”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漢人和343名回人（注3）。

 

當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學習班”裏悲憤自殺。他後來被認定為“循化事件”的組織者，他的死亡是“畏罪自殺”，關於他如何組織“叛亂”的詳情，至今沒有公佈。

 

整個事件中，“我方”死傷17人，損失了價值90多萬元人民幣的財產和物資，包括糧食、油、現金等，200多間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損壞。這就是著名的“循化反革命叛亂事件”。

 

“循化事件”涉及循化縣11個鄉中的7個鄉（鎮），大半個縣捲入了這個為期一周的事件中。這7個 鄉裏，只有剛察是沒有經過土改、原封不動保留部落制度的鄉；另有兩個鄉雖未經土改，但已於1956年直接實現了合作化；4個鄉（鎮）既經過土改，又實現了 合作化。在暴動過程中，“不少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乘機拉牲口、拿農具、解散合作社。”顯然，這個被定性為“反革命武裝叛亂”的事件，不僅有宗教和民族 因素，也與民眾反對合作化有關，很大程度上，民眾是在發泄對合作化的不滿。

 

“循化事件”中還有一個因素：“叛區”68.4%的黨員和69.5%的團員參加了“叛亂”，其中，156名黨員、262團員參加了攻打縣城，占參與“叛亂”黨員的44.4%、團員的45.09%，有些黨團員還是“骨幹分子”。

 

二．1958年5月2日，青海省副省長薛克明就“循化匪亂問題 ”向省委提交了一份彙報，詳細報告了“循化事件”的概況，死、捕、傷人數，以及對“參叛人員”的處置方案。這份“善後章程”除了將事件定為“以殘餘漏網的 反革命分子為基礎，以敵偽軍官、敵偽行政人員和地主、富農分子為骨幹糾合而成”，並且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武裝反革命叛亂”之外，還對事件之 後的處理作出11項規定。其中第2項“處理俘虜的政策和原則”中，制定了21條政策，對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處理。處理最重的，是“寺院宗教人員”，這些 人不僅“一個不放，判長期徒刑”，還要“作為活教材或畫成漫畫巡迴展覽，教育群眾”。在“今後如何打擊反革命”這一項中，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 會主義改造時期，對反革命是從嚴的政策，不是從寬的政策。因此，要狠狠的打擊幾批。”而且，“這一工作不定指標，能打多少打多少。”（注4）

 

公開的資料裏從未說明牧民為什麼抗拒合作化，然而1959年5月，青海省委就牧區的各種問題發出了一連串指示。從中可以看出，1958年，牧民是“無代價 ”入社，即所有牲畜必須無償交給合作社“統一管理”，無異於另一種形式的沒收。合作化事實上傷害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數人的抵制。這一事實青 海省委並非不瞭解。1959年青海省委第12次擴大會議上，省委統戰部長冀春光批判以省委常委書記張國聲為首的“反黨集團”，該“集團”的罪名之一就是“ 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眾‘傾家蕩產，妻離子散’”，“謾罵黨‘給農民三刀子’，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注5）。

 

另一個原因是統購統銷造成的糧食短缺。“合作化”不僅是為了消滅私有制，也使政府對農牧區進行 掠奪性的高徵收提供了方便。以興海縣為例：1957年，興海縣糧食徵購數為總產量的57.31%，油脂占總產量的88.6%，徵購後人均糧食26.4公 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該縣糧食徵購量占總產量的35.94%，油脂占總產量83.5%，收購後人均糧食為78公斤，人均油脂為 0.06公斤（注6），這就是一個牧民一年的口糧。理論上牧民以肉類和奶製品為主食，但是他們的牲畜入社後成了“集體財產”，嚴禁宰殺。因此，青海部分藏 區1958年就開始出現饑荒。

 

三．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對全省鎮壓叛亂問題的指示”這份文件送到毛澤東案頭。文件開篇就承認“青海地區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蔓延成為全局性的問 題。全省牧業區共6個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後發生了叛亂。”（注7）。此時，青海暴動涉及5個自治州、24個縣（自治縣）、240個部落和307座寺 院，人數達10萬多，也就是說，公開參加暴動的人數，占當時青海藏民總人口的1/5。

 

看了這份報告，毛澤東提筆作出以下批示：“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機會就到來了。青海省委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諷刺的是，參加“叛亂”的，恰恰就是“勞動人民”。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無疑給了青海省委極大的鼓勵和直接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