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是怎樣產生的？（下）
發佈: 2009-11-21 16:09 | 作者: admin | 查看: 3次
西藏問題是怎樣產生的？（下）
採訪時間：
採訪人：北明（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專題節目主持人）
播出時間：
被訪人：李江琳，獨立作家。 上海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美國麻省布蘭戴斯大學碩士。從2004年開始獨立研究西藏問題，目前著重研究西藏流亡史。從2007年以來，已經在印度和尼泊爾走訪了14個西藏難民定居點。
北明： 土改為破除迷信，這兩項經濟和文化運動在中國大陸漢人地區也同樣發生，為什麼漢人沒有反抗，藏人反應如此強烈？
李江琳：漢區其實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不過很多是消極反抗，比方說強迫農民入社，他們就把土改分來的牛殺了，諸如此類，但是沒有發生大規模武裝反抗。
有幾方面因素：
1、是漢區很早就收繳了民間全部武器，再加上控制非常嚴密，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就採取行動，所以沒有大規模武裝反抗的可能性。
2、就整體而言，漢民族的宗教意識遠沒有藏民族那樣強烈。寺院不僅在藏人的精神生活中有巨大作用，在他們的社會為政治為經濟生活中也有很多實際的的功能。摧毀 寺院，對藏民族來說，是對他們整個生活方式的全面摧毀。反應當然是不一樣的。舉個文革中的例子：當時批鬥青海前副省長喜饒嘉措，因為他是德高望重的佛學大 師，當地人民不肯批鬥，工作組就強迫僧人去鬥他。結果兩三天裏，先後有六名僧人自殺，他們寧願自殺也不肯去鬥他（降邊嘉措：《毛澤東與達賴班禪》）。
3、當時對藏民族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來自于藏民族內部的改革要求，而是另一個民族強加給他們的。 “反動分子”，“階級鬥爭”，“叛亂”之類的語彙，那是共產黨理論框架裏的概念，當時的普通藏人別說理解這些詞的意思，他們的語言裏連這些辭彙都沒有。我 採訪了一些當時參加了暴動的藏人，他們說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國家”，“民族”，“革命”之類的觀念，他們認為那些不准他們拜佛，強行拆毀和關閉他們寺廟 的漢人是“佛法的敵人”，所以他們反抗。
北明： 中國政府如何應對這些反應？引發了什麼結果？
李江琳： 中央對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其實一無所知，他們對民 族地區狀況的瞭解主要來自基層的彙報，彙報的情況未必準確，因此根據那些彙報做出的很多指示完全不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反而激化了矛盾。當時在各個藏區的 幹部絕大多數是漢人，而且不是部隊轉業軍人，就是在內地進行過土改的幹部。這些人對藏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同樣一無所知。在“階級鬥爭”思維方式之下，任何不 同意見都被視為“反動”，既然是“反動”，解決的方式就是鎮壓。但是那時候藏民手裏還有槍，工作組人數少，武器不足，一旦發生武裝衝突，往往打不過藏民， 他們當然不會向上報告自己工作失誤導致局面失控，只能編造情況，或者誇大事實，於是政府調動正規軍“平叛”，最後導致西藏三區的藏民全面暴動。
平叛時還出現了所謂“平叛擴大化”。達傑書裏有青海久治縣的資料：“該縣從1958年8月至1960年底逮捕關押1050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的 9.57%。其中，1958年捕辦802人，1959年捕辦116人，1960年捕辦132人。1962年貫徹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工作會議精神，清查捕辦 的1050人中，應釋放的862人，截止
這個問題其實中共中央後來也承認了。
北明： 請介紹一下藏民被抓後，老人和孩子們的狀況。
李江琳：被抓的人最多的是青壯年，養家活口的那些人。這些人被抓，對他們的家庭來說，往往是滅頂之災。五十年來，不少流亡藏人留下了回憶錄，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在監獄中的經歷，但是父母被抓，對於那些留下的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很多年來沒有親歷者留下記錄。
2007年在青海西寧出版了一本藏文書，《一個藏人的童年》。在這本書裏，作者為述了他的親身經歷。當解放軍進入他的家鄉時，寺廟裏的僧人排著長隊，捧 著哈達歡迎他們，他們來了以後沒幾天，就開始強行拆毀寺廟。雖然那時候他們有槍，但是並不想反抗，作者的父親帶著他和他哥哥，還有幾個村裏人逃往拉薩，他 父親唯一的願望是把兩個孩子送到“有佛法的地方”去。一路上他們看到很多人被殺，其中包括很多婦女兒童，他們自己被一次次追擊，雖然只有十來個人，也不得 不跟正規軍打仗，後來他父親終於被打死，他和他哥哥成了孤兒。父親死後，兩個孩子被被抓進監獄，他還記得他在監獄時候的號碼是3299。關了幾個月，被放 出來。後來他跟他哥哥被送到一個叫做“幸福之家”的機構。當時作者十歲，他哥哥十四歲。
他去的時候，“幸福之家”裏有大約一千名兒童，其中大多數的孩子父母被抓，還有一些孤兒，另外還有600多名老人。這些都是家人被捕之後，無人照顧的老人（《一個藏人的童年》印度版360頁）。名義上來說，這些老人兒童是被政府養在那裏。
不到一年，作者離開“幸福之家”的時候，也就是1959年下半年， “除了幾個小孩和幾個老人被家人領回去之外，現在幸福之家三個大隊裏，只剩下50名兒童和十幾名老人。其他的人都在不到半年內死亡。更準確地說，是在兩三個月之內死去的。”（印度版416頁）
這些老人和孩子是餓死的。政府給他們的食物是從各家沒收的酥油，糌粑等。幾個月後，沒收來到食物吃完了，這些老人孩子就開始挨餓，然後就在不到半年內，大批餓死。書裏談到過這些屍體是怎樣處理的，這裏就不說細節了。
這是1959年發生在青海玉樹藏區自治區曲瑪萊縣的事情。如果這本書的作者是流亡藏人，他的敘述肯定會被斥為“達賴集團編造的謊言”，但是該書作者是中國體制內的幹部，曾經當過副縣長，還在法院工作過。 這本書是作者退休之後寫的。
在藏民族的集體記憶裏，整個“平叛”過程中，對婦女兒童老人的屠殺和迫害的事很普遍，我在採訪中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敘述，一些英文版的藏人回憶錄裏也提到過解放軍對平民的屠殺。
北明： 請再確證一下，您引證的這些資料來自何處？中國普通人能否看到？
李江琳：我剛才引用的資料全部來 自中國出版的書。除了《甘孜州志》以外，其他都是大陸是在大陸有些是公開出版的，有些是“內部發行”的書, 降邊嘉措的書《毛澤東與達賴班禪》是在香港出版的。其中《一個藏人的童年》這本書有兩個版本，一個“西寧版”，一個“印度版”，因為“西寧版”是用作者的 地方方言寫的，後來書被人帶到印度，有人把方言翻譯成藏人都能讀懂的語言再版，所以就有個“印度版”。
1950年之前的西藏文化，歷史，社會 狀況等，英文資料比較多，也比較客觀；1950年之後的西藏，反而是中文資料更有幫助。當然，其中最有價值的資料，通常是“內部資料”，普通中國人是不容 易看到的。比方說我有本中國59年出版的資料集，是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之後，全世界對這個事件的報道，亞洲國家，包括泰國，菲律賓，老撾等國家都指責 中國毀滅佛教，所以並不只是“美帝國主義”在“造謠污蔑”。但是這本資料集我相信很多中國大陸的西藏問題研究者都不一定能看到，普通民眾肯定不知道這本資 料集的存在。
北明： 您估計在大陸還有更多這類“內部發行“的回憶錄嗎？他們是否可能出版，或刪節版？
李江琳：據我所知，境外藏人有不少回憶錄，但是境內藏人的回憶錄不是很多，這裏可能有幾個原因。一個是藏區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多半已經不在了，活下來的一些老 人，大多數沒有讀過書，必須由別人來寫，難度比較大。另一個原因是，在目前的狀況下，寫這樣的回憶錄還是很冒險的。但是，肯定有一些回憶錄存在，但是無法 出版，連刪節出版都不行。比方說關鍵歷史人物之一阿沛‧阿旺晉美，早就聽說他寫了回憶錄，但是至今未見公開出版。“西藏問題”的由來，藏民族在那段時間所 經歷過的痛苦，在國內現在還是絕對不能公開討論的。
公開出版的資料中有很多資訊，內部出版的資料其實也不難找，願意客觀對待歷史，懂得 “宣傳”與“史實”的區別，有基本分析和思考能力的人，如果認真想要瞭解“西藏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是很困難。根本不需要很多國外資料，也不需要流 亡政府的資料。我的資料來源，大部分是中國官方出版社在不同時期裏出版的書。
北明： 謝謝。您對這個專訪的相關話題有什麼要補充的？
李江琳：補充一點：59年之後的宣傳裏，一直說是西藏叛亂的原因是因為上層為了維護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有預謀， 有計劃，有步驟發動的武裝叛亂”，這個結論並不符合史實。其實，早在1952年，也就是達賴喇嘛從亞東返回拉薩之後不到兩年，他就成立了一個改革局，開始 計劃和進行各種改革，包括改革烏拉制度，計劃將土地收歸政府所有，然後分給農民等等。也就是說，達賴喇嘛不是不接受改革，而是不接受以暴力和摧毀的方式進 行的，“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改革”。暴力土改給中國社會留下了無窮後患，這點現在已經沒有多少爭議了。
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是中 國歷史的一部分。藏民族在1950年之後的歷史，是由中國政府來主導的。漢民族在那段時間裏經歷過的一切苦難，暴力土改，文化毀滅，大饑荒，文革等等，藏 民族同樣經歷過。由於對這些“運動”的反應不同，藏民族還經歷了漢民族沒有經歷過的慘烈鎮壓。用軍隊“平叛”，是中央軍委直接下的命令，要通過“總決戰” 來解決“西藏問題”，是毛澤東親自給西藏工委的指示。這段歷史最大的悲劇是：如果走出“階級鬥爭”的理論框架來看的話，那些年在西藏三區，事實上是兩個不 同民族的農民在互相射擊。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整個漢民族來承擔，所以，哪怕是為了漢民族的緣故，這段歷史也必須盡可能理清。--【全文完（注：訪談文本為被訪者親自整理。自由亞洲電臺中文部版權所有）】
